短短75年间，中国从一片饱经战乱的贫穷土地，一跃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以独特而强大的方式重新定义“现代化”和“大国崛起”。

  然而，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在中国这条艰难而辉煌的崛起之路上，有3个国家扮演了不可忽视的关键角色，它们或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或带来了经验借鉴，对中国的转型发挥了独特作用。

  在中国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经济凋敝，工业基础薄弱的现状几乎让人无从下手。这时候，苏联老大哥的无私援助直接决定了中国能否迈出现代化的第一步。

  1953年，中国真正开始启动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苏联援建了156个工业项目，涵盖钢铁、机械、化工、能源、国防等核心领域。其中，鞍钢、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等项目直接成了中国工业版图的核心支柱。

  当时还有超过1.5万名苏联专家远赴中国，带来了设计的具体方案、技术指导，甚至培养了一批中国第一代工业技术骨干。

  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为例，此地引进苏联的伏尔加汽车技术，建成后于1956年生产出了第一辆国产“解放牌”汽车，成为中国现代工业振兴的重要象征。

  除了经济，苏联在军事上对新中国也有深远影响。1950年代，在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议框架下，中国引进了米格-15战斗机技术、坦克生产线、雷达系统等装备。

  更重要的是，苏联专家帮助中国布局国防工业，从兵工厂设计到武器生产，全面协助中国建立了初步的国防工业体系。

  尽管到了后期中苏经历了关系破裂，但即便如此，苏联在1950年代为中国输入的工业蓝图和技术体系，至今依然深刻影响着中国的现代工业基础。

  当提到日本，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可能是侵华战争期间的历史仇恨。然而，事实上，在战后尤其是冷战期间，日本与中国在经济和技术领域发生了复杂而紧密的互动。

  尽管双方之间的关系常夹杂着矛盾和警惕，但在一些关键环节上，日本确实为中国崛起提供了间接甚至直接的重要助力。

  从1970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1972年）开始，日本就成为中国的重要经济合作伙伴。日本是第一个大规模向中国提供经济援助的发达国家。

  从1979年开始，日本对华提供了开发援助（ODA）资金，这些资金大多数都用在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如港口、电力设施和水处理项目等，为中国经济的腾飞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设备进口方面，日本的工业设施和技术成为中国工业成长的重要起点，例如最早的纺织机械和电子科技类产品生产线。在贸易领域，日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1980年代，两国年贸易额一度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四分之一以上。

  1980年代，日本向中国输出了一批高精尖制造技术，为中国的产业升级提供了重要支持。例如，家电技术的转移：松下、索尼等日本企业将家电生产技术转让给中国企业，直接推动了中国家用电器行业的快速起步。

  1984年，中国与日本丰田、本田等汽车巨头在汽车制造技术领域展开合作。随后，南方城市成立了广州本田汽车厂，刷新了中国汽车产业的现代化进程。

  日本的技术上的支持和商业投资为中国制造业的崛起提供了坚实基础，这些积累也成为中国后来主导全球制造供应链的重要助推器。

  然而，中日关系的复杂性也不容忽视。日本的技术出口和资金投入从某种角度来说更多是基于自身利益——扩大市场与地缘平衡。而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历史和领土问题又数次陷入焦灼的事态。但无论如何，作为中国崛起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重要角色，日本的贡献毋庸置疑。

  乌克兰，这个曾经的苏联重要加盟国，在中国的崛起道路上扮演了“幕后英雄”的角色，尤其是在军事技术和高端装备方面。尽管乌克兰在许多人眼中可能不如苏联、日本那样显眼，但它的点对点帮助，却让人不得不竖起大拇指。

  1998年，中国以2000万美元的低价从乌克兰购买了“瓦良格号”航空母舰。这艘未完工的重型航母是苏联时期的产物，尽管当时看起来像一个“破烂工程”，但其底层设计理念和强大骨架为中国提供了第一个航母平台。

  辽宁舰正是在“瓦良格号”的基础上修复、改装而成的，并为中国打造后续航母积累了全面的技术经验。

  除了航母，乌克兰还为中国提供了先进的航空发动机和有关技术。背后最重要的贡献来自乌克兰著名的马达西奇公司。此公司是世界知名的航空发动机厂，擅长制造涡轮螺旋桨发动机和直升机发动机。

  在中国航空工业尚不成熟的时期，乌克兰的技术和产品填补了关键空白。中国多款军用运输机、直升机以及初始版本的五代战斗机，都能够正常的看到马达西奇技术的影子。

  乌克兰在航天、高端制造和军用船舶设计上，也为中国提供了直接帮助。例如，乌克兰前苏联时期的造船业技术沉淀深厚，包括潜艇和航空母舰的底层研发设计逻辑。通过购买图纸和技术，中国弥补了相关领域的重大技术漏洞，为后来的自主研发铺平了道路。

  冷战结束后，乌克兰因经济困难面临技术和资源出口的巨大压力。对乌克兰来说，向中国出售相关设备和技术是“以技术换资金”的重要方法。而对中国而言，这种直接切入高精尖领域的方式，成为其在国防工业和航空航天技术上跨越“技术代差”的重要手段。

  无论是苏联、日本、乌克兰，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不同的方式为中国的崛起贡献了非消极作用。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这些外部力量只是推动因素，真正将外部支持转化为成果的，是中国自身的勤奋、智慧和政策选择。

  “曾经接受帮助的国家”，正在用更深远的全球化实践，成为“帮助他人的国家”。从受助者到担当者，这正是中国崛起75年的真正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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